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4月28日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作为容积率特例之载体的特别容积率适用地区、特定街区等都由城市规划来决定。

其均认为对国家所有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公法手段进行，但并未说明为何不能通过私法手段予以保护。在乌木的情形中，就是如此，根据宪法秩序，乌木不应由国家享有或取得所有权，而如果对《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采取上述解释方案，则乌木应由国家所有，此时《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似乎违反了宪法秩序。

[14]第二种反对观点认为，《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中的所有人不明文义上隐含了埋藏物曾经有所有权人，埋藏物的所有权仍然存在，并非无主物，只是现在所有权人不明，[15]而乌木上不曾存在所有权，因此并非埋藏物。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57] 五、结论 本文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1、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具有法秩序的一致性，后者是是前者所具有的国家内容实现义务功能的展开方式之一，同时要受到前者的约束，两者共享了规制这个规范目的，该规范目的对私法中的国家所有权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其次，必要性，即在同样有助于达到目的的多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或者认为乌木属于天然孳息，或埋藏物，因此由国家取得所有权。

如无人认领，则归属国家所有，[55]此时不适用《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因为不具备所有人不明这个要件。但是，在德国法中，先占的禁止规定指的是禁止先占本身的的规定，而非在在先占中禁止特定的违法行为的规定（Vgl. Staudinger/Gursky, § 984, Rn. 9.; Müller, Sachenrecht, Aufl. 4, Carl Heymanns Verlag, 1997, Rn. 2742m.），因此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规定是否必然和有必要构成禁止先占的规定，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多论证。它无法说明强烈情感以及关于爱和恨之类的幻想的作用。

[51] 结语：现代之后的法律主体 所谓时移世易，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律主体之情状变幻如何？对此问题的简略观察可从以下二个主要现象着手：动物地位的回归和后现代主体的出场。随着法律主体替代人，关于法律上的人的理论探讨终于接近尾声。其二，所有的法，首先是传统的礼俗社会法。进入专题： 法律主体 主体问题 法律人像 。

[11]David M. Walker（ed.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1038. [12][13][14]约翰•格雷：《法律主体》，《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10]大致说来，涵括下列种种：（1）人。

他不拖拉，脾气不坏，不贪婪，也从不疏忽。[21]实在法上，将自然人与其它的被造物明确区分开，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直到15-16世纪时才最终肯定下来。按前者，自然人（mensch）并不自动拥有人（person）的资格，所以须加以区分和定义。柏拉图便曾相信，人类根本不曾立法，根本没有哪个凡人曾立过法。

[10][澳]维拉曼特：《法律导引》，张智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一些论者认为，主体问题在法学论域中位列于亟待深究不容回避的理论要点之一。面对如此理论自满之现状，科斯塔斯•杜兹纳责备道：知识分子的清高、狭隘性以及对形而上学的畏惧意味着这些重要的现代法律（包括民法、普通法和现在的国际法）的基础，在英美法理学中很少被论及，只有少数评论家作了片面的评述。[48] 从最一般的、宏观的层面上来说，上述拉德布鲁赫所作的历史纵览是有概括力的，特别是在忽略更具体一些的阶级分析法的情况下。

这些语言行为者都拥有同等参与言语的无秩序状态的权力。[20][德]汉斯•哈腾鲍尔：《民法上的人》，《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4期。

对待自己的事和对待别人的事一样。[5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7-878页。

[28]渐而，随着这一概念上的置换和转折，人这一术语的使用便渐次消减，理性自然法学家们为这一概念所作的种种斗争也为人遗忘。[22]其后，16-18世纪中，随着启蒙思想的兴起而扩展开来。[3]尤其在已经历过后现代思潮洗礼的当今，这一情形愈益地明显。为确立这种责任自负的能力，康德将人的行为深深扎根于意志自由这一立法与自我立法的根本原则上。前引[39]，牧野英一书，第124页。自此，市民社会的自由理想便和法律上人的理论牢牢融会在一起了。

历史上，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都是人，或是拟制为人的，主体范畴和人的范畴并不重合，人与自然人也非一致。换言之，立法者时刻准备着，对那些没有按照义务性要求来使用其权利的社会组织，撤消其这一被滥用的权利。

作为权利主体，一般为教会设施、圣徒遗骸等。它们有受指派的法律顾问为其辩护，且有时获得成功。

比如，有捐献者声称，作为一份永久的遗产，授予万能的上帝和他上述的使徒具有世袭继承的权利。[63][美]艾恺：《后现代主义批判》，《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1]据此，拉德布鲁赫总结道，随着这种义务逐渐渗透于权利，现时代转而重新继受了早先中世纪的父权制思想，在我们身上显现的每一项权利不过也是一个纯然由全体人民封与的采邑。法同时是先民的智慧、良知的声音以及神的意志，而非人类的立法产物。[49]假如考虑到后者，则可以对其第一项结论补充如下一点：即人之为立法者，对于社会秩序法如民法、刑法等关涉群体共同生活方面的，最初主要地应是缘起于无意识的民众意志，事实上因其之复杂性，初民也无法有效规划。[19]法律上，人的概念从一个宽泛范畴演化至为自然人的专名，乃至主体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里程。

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和资格即构成了人的绝对的法律地位。[38]杰瑞夫•亚历山大也强调说：人显然不可能是合乎理性的，或起码是不可能像‘现代性初始阶段提出的那样，在狭义和最终意义上是永恒合乎理性的。

要言之，一位全盘逐利、精于算计的商人形像。首先，中世纪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

这一理论不承认自由人与奴隶间的区分，不承认不同的宗教信仰者间的区分，也不承认农民、市民和贵族间的区分。在后现代看来，这一观点显然是跋扈的现代性之人与自然二元论、占有性个人主义与实利主义的不良产物。

同样重要的是，人本身的法律形像即人在法域中的自我认知、自我想象和自我再现，同时也经历着若干次重大的变幻。[30]萨维尼写道：每一种法律关系的‘中心应该是在该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当事人，当事人本身的法律地位应该首先予以固定。在页下的脚注里，他解释说，这一特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用法定主体的法律范畴制造了一个意识形态：人生来就是一个主体。[法]莱昂•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8] 在彼德•古德里奇看来，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中的主体概念仅仅定义了一个独特的、自由的语言行为者的多样化的无序的世界。[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73页。

更具体一点地，依照私法中个人意思绝对原则，除了契约或侵权两方面活动以外，个人在原则上对他人就不再有什么权利义务。20世纪20年代，德国宪政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国家意志中吸收了人民的意志，法重新失去个性化而走向趋同化。

《萨克森民法典》第31条，以他人为奴隶、或者基于农奴制所行使的强权为法律所禁止。正如弗莱德•多尔迈所言的主体性的黄昏或彼得•毕尔格谓之的主体的退隐。